曾湘泉：中国1亿人“隐形失业”？有人严重误解了我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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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30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8期）于线上举行，主题为“当前就业形势、演进趋势与保就业政策的优化”。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的发言整理。

　　【文/曾湘泉】

　　当前中国的就业形势，应该怎样判断？

　　我认为，大概这样判断比较好。首先，这是个外生冲击。到现在为止，普遍的认识是外生冲击，不是经济本身带来的东西，这首先要肯定。当然，这个外生冲击确实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规模非常大，人类有史以来，因为全球化，从来没有发生这么大的影响。所以，这次的冲击和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都确实非常大。

　　统计局一季度公布了几个数据蛮有意思的。第一个数据是调查失业率，这是2018年4月才开始公布的，也是在大家长期呼吁之下好不容易公布出来的。这个数据依据的是劳动力调查，目前公布出来的数据仍然不全。比如劳动参与率等就没有公布。4月份统计局又公布了分年龄段失业率，特别是16-24岁的青年失业率为13%。

　　6%的调查失业率数据，实际相当于美国的U3口径，U1失业率太低，U6太高，长期以来经济学家普遍接受，且官方使用的标准是U3。我们现在还没有建立U1到U6这几个指标，比如就业市场上，丧失信心人群，即愿意工作但调查周前几周未找工作的人算什么？中国没这个口径，美国称之为丧失信心的人群，U4这个指标就涉及到这方面内容。

　　如果把一季度的几个指标数据放在一块儿，其实影响非常大。按照统计局已经公布的数据，有6%的人受疫情影响退出了劳动力市场，我的判断大部分就是农民工。18.3%的人是有职业未上班，按照国际标准，这还算处于就业状态，不算失业，他领工资，当然工资水平和工时长短受很大影响了。不算6%的失业率，仅考虑18.3%加上6%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一共有多少人呢？我算出来是1.02亿。GDP发生了6.8%的下降，失业率变动1个点，这肯定解释不了。问题出在哪里？在于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调查失业率上升，主要表现在就业质量大幅度下降（工资和工时）和劳动参与率下降（退出劳动力市场人数增加），而且是前所未有。

　　也有人觉得统计局调查失业率6%太低，自己琢磨计算一个20%的调查失业率，或者这几天又有人把我本人计算出的1.02亿说成是“隐形失业”，其实都是错误的，这都是对劳动经济学就业-失业-退出劳动力市场，所谓存量和流量模型不知晓的外行判断和认识！

　　我们每季度发布CIER指数报告，依据时间序列分解方法所做的预测，二季度就业景气程度将回升，这是我们的预测，情况好转也是事实。比如，4月份有工作没上班的这个比例大幅度下降了，从3月份的18%已下降到3%，5月份已降到1.2%了。这些都是向好的信号和标志。

　　当下中国稳就业难点到底在哪里？

　　第一，如何保持宏观经济平衡和推动经济增长。当前中国就业问题还是宏观经济问题，即使没有疫情，宏观经济下行，就业市场不景气也是事实。排除季节因素，我们的趋势加周期分解表明，从2017年四季度开始，CIER指数，即就业市场的景气程度一直都在下降，到2020年第一季度已经连续10个季度下降了。现在我们的数据没有出来，还不知道二季度的情况。但我的判断是二季度不考虑季节因素，周期加趋势也不会反转，是不是会继续恶化还不太清楚。基于掌握的数据和分析，我们认为，这个下降是经济本身出现了问题，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很大影响。今年外部冲击和经济下行因素叠加一起在起作用。

　　宏观经济的问题，学术界讨论很多了，包括很多人强调要加大新基建和老基建，包括财政货币化等一大堆建议，现在核心的问题还是有效需求中的消费需求不足，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看到解决的思路。2017年底开始到现在为止，经济增长下行的问题已经很突出了。当然，与劳动力市场可能也有关系，比如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就业总量2018年底第一次出现下降。

　　第二，数据不完整，对就业形势难以做出准确判断。就业市场分析需要比较完整的数据。所以我再一次呼吁，统计局公布劳动力调查数据，劳动力调查数据如果能够公布出来，经济学家其实可以做很多客观分析，包括对农民工就业状况的分析，尽管这些数据仍然存在一些缺陷，但总比人们猜测，甚至各自计算得出一些不靠谱的数据结论，引起认识混乱要好得多，官方数据公布出来，加上我们CIER等大数据作为补充，让经济学家去分析，总体形势就比较好判断了，政策建议也会更有针对性。

　　第三，不确定性。一是疫情本身不确定。国内我们不知道疫情未来的走向，国际也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因为外部老是处于不确定状态。所以今年我们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计划11月底开个年会，题目就叫做：不确定时代的政策确定。怎么应对不确定，对我们各行各业都是巨大的挑战。这几年不确定的因素很多，除了今年疫情不确定之外，之前的环保风暴、贸易战风暴、社保风暴也都是没想到的，也属于不确定。

　　比如，环保把很多企业关了，影响到了就业；贸易战到现在还是不确定，外需对就业的影响时好时坏；社保征缴由人社放到税务局去，没想到因为基数变化的担忧，从过去注册企业排队变成注销企业排队。

　　这些都是环境和政策不确定导致的。当然，现在环保问题已经得到纠正，社保的事情基本停下来了。除了外部疫情本身带来的问题，中美贸易之间的问题还处于不确定当中。现在难度最大的是，我们怎样扩大内需。外贸依赖度下降了，不到30%，但要把这个外需变成内需则有个过程，还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基于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对解决就业难题有何短期和中长期的建议？

　　就业问题，这些年来看，归纳起来就是三个问题，一是总量，二是结构，三是质量。

　　就业总量来看，这些年的压力在缓解，这与大的背景，即劳动力供给下降有关。2012年开始，劳动力年龄人口下降，在过去七年，算下来大概下降了2600多万人，供给本身缓解了压力，所以总量问题这些年来并不突出。十八大、十九大提出的是“推动实施更高质量的就业”，强调的是就业质量。但真正复杂的深层次问题是结构问题。

　　解决这几个问题分几个层次。一是从短期看，已经存在总量问题。经济下行已经连续十个季度，说明实际增长率低于已经低于潜在增长率了。现在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提升增长率，增长率目前来讲还是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尽管不是那么乐观。近些年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在全要素生产率短期内不可能大幅度提升的背景下，劳动参与率下降会影响经济增长。所以，我认为要讨论的还是如何维持经济增长，从而带动就业，这个问题还是要深入研究。

　　根据一季度的情况看，如果我们把1.02亿人算进去，GDP下降一个百分点大概要影响800万人就业，所以说GDP影响就业非常大。很多人讲新基建和老基建，但是大家去看地方政府搞的融资平台，地方政府修了很多工程设施，就业效果并不明显。很多城市修地铁，现在都是举债修地铁，包括修公路和修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的就业非常有限。所以，我建议在当前就业总量压力的背景下，要引入投资项目的就业效果评估。在这个特殊时期，如果要考虑缓解短期的就业压力，特别是疫情这段时间内，就业压力还在释放中，一定要把投资项目与岗位创造挂起钩来。

　　还有一点，就是科学防疫，而不要过度防疫。从全球的情况可以看到，中国的防疫工作确实做得很不错，但我们防疫的代价非常大，我们要把一个单位控制起来，把一个地方完全控制在疫情为零的状态，都是有成本的。这样搞，我们经济付出的代价非常大，短期是可以的，长期不可维持，那就可能出现非常严重的民生问题。过度防疫会加剧经济下行，所以还是要强化科学防疫的观念。

　　前面两位教授讲到新型城镇化，这对拉动总需求非常重要。想一想，中国到今天为止难道没有需求了？不可能。看看我们年轻的老师，像人民大学这种学校，其他学校也是一样的，北大、清华比较特殊，他们有房子，我们年轻老师们的住房问题解决了吗？其实在城市，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的住宿等生活条件是很差的。有人讲这次疫情是穷人的危机，在美国，穷人、老人和黑人受到的影响最大，都与贫穷有关。城市要加大公共服务投资，挖掘城镇化的潜力非常重要，包括基础教育、基层卫生条件。旅游行业做厕所运动，把厕所全部更新掉，那我们大学是什么状况？所以，中国有很大的需求可以挖掘，这里面还涉及到新经济、新业态、新就业形态，最近我有机会做游戏、电竞、直播和文学平台等数字文化行业就业的调研，这些行业就业量非常大。这些都是新业态，都是无接触经济，对于应对疫情来讲，对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来讲，发展这些行业，就业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要强化信息流动，减少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我们所有的讨论都应该建立在详细的数据分析基础上，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很好的数据。包括我前面讲的，国家统计局也可以建立U1-U6的调查失业率指标。教育部应该公布一下每年每个学校招了多少专业，每年该专业毕业多少人。据说，全国有500-600所法学院，法学失业率最高，达到30%。信息不透明，不公开，所有的学校都不知道这个专业是什么状况，很多人培养出来就会与市场完全脱节。

　　前面讲过，统计局应该公布劳动力调查数据，人社部门也要及时完善职位分类等。大学的改革问题也非常突出，我们万人的大学生比率并不高，问题在于就业能力如何？我们培养的人最终是要进入工作岗位的，不管是做研究工作也好，还是做管理工作或具体的实际工作也好，都是要工作的，工作其实就涉及到职位，职位都有分类，职位分类中有职责、流程、管理权限，特别是任职资格，除了知识、经验，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我们这方面几乎都是空白。

　　疫情是很好的一个机会，促使我们坐下来讨论这些基本问题，纵观人类历史，所有世界上的大危机后都会推动新一轮创新，中国在这一轮疫情中能否抓住机遇推动改革，使我们的产业升级、教育升级、培训升级，这是非常重要的机遇。我们应该坐下来深入思考下一步如何把这些事情做好。中国目前有一定的财富积累，有这方面的条件。现在结余失业保险6000亿，结余出来的钱要花掉，要给予失业者生活保障，同时要研究如何花在未来就业者价值创造能力和创业能力提升上面，花到有效率的信息平台建设上面去。

　　前段时间，我研究蓝领就业市场景气指数，在深圳访谈普工。在现在就业形势不好的情况下，普工招工依然难。为什么？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做普工，因为普工工资低，待遇不好，没有职业前途，而企业要把一个普工培养成一个正儿八经的师傅，要花三到五年的时间。中国的企业要下决心培养新一代的产业工人，而目前使用的是农民工的概念，这实际上是错误的。应该消除农民工，让这些产业工人稳定下来，给他们在城市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培养他们成为中国新一代的产业工人。像德国一样，砌砖都有认证，所有的工作都做得非常有水平、有能力。家政是另外一个就业需求仍然很高的行业，今年以来就业形势不好，家政行业就业缺口还是非常大的。世界上做家政做得好的是菲律宾。中国老龄化有这么巨大的需求，如何实现这种需求满足，也是需要去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和做法，通过深化改革来把这些事情做好。一方面增加了就业总量，更重要的是缓解了结构矛盾，更重要的是提升了就业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