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晶生：中国与国际教育的链接应追溯到改革开放

哈佛中心（上海）董事总经理黄晶生

讯  中国与国际教育的连接，应该追溯到改革开放开始。我本人在北京出生长大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学之后我就到农村插队，是没有机会考上大学的，也没有机会到美国上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也没有机会在国际的金融市场上发挥自己的力量，当然也没有机会坐在这个地方代表哈佛大学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 12月8日，哈佛中心（上海）董事总经理黄晶生在由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主办的2018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表示。

黄晶生谈到教育升级。他指出，教育很多时候的目的并不是获取东西的手段，教育本身是让人有一定的使命感，而这个使命感，对个人的生活、事业有帮助，对于过好自己的一生也有帮助，当然对于改变世界也有帮助。所以，教育最终目的是使个人成为世界的一个好人而不是罪犯。

黄晶生介绍，哈佛商学院选人的标准有三个：第一，要有一个做领导者的习惯。第二，要有分析能力。第三，对你的社区有关怀心。他强调，作为教育机构要忠于使命，所以在选人的时候，并不是选最优秀的人，而是选有大于自己世界观的，如果这个人说我非常优秀，干什么都行，未必是哈佛商学院的标准，可能是别的学校的标准。

以下是发言原文：

黄晶生：我现在负责的是哈佛中心，哈佛中心是哈佛大学在中国的官方机构。我想讲两点：第一，中国与国际教育的连接，应该追溯到改革开放开始。我本人在北京出生长大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学之后我就到农村插队，是没有机会考上大学的，也没有机会到美国上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也没有机会在国际的金融市场上发挥自己的力量，当然也没有机会坐在这个地方代表哈佛大学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所以，我首先要在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时候，向邓小平同志表示致敬，没有他就没有我。

第二，教育升级。从中国的传统说学而优则仕，当时把仕换一个词，就是有出息就要读书，实际上就是过好日子，一直把教育当成手段，目的就是让自己好，有钱有势有影响。为什么说这样的思想需要改变呢？我在国内国外受了教育之后，感觉在有些时候教育很多的目的并不是让你获取另外一个东西的手段，而教育本身是让你自己有一定的使命感，而这个使命感，如果用到自己的生活上，也能有帮助，用到你的事业上，也能有帮助，把自己一生过的更好一点，也有帮助，当然你要想改变世界，也有帮助。所以，它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你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好的，最好不是罪犯。但这个跟聪明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聪明的人很可能把他聪明放在犯罪上，这是更糟糕的。

哈佛商学院在做推介会的时候，问的最多的是如何选人？选人的标准有三个：第一，要有一个做领导者的习惯。第二，要有分析能力。第三，对你的社区有关怀心。这代表了什么使命呢？就是教育改变世界的领导人。改变世界不是光从商，大家说哈佛商学院是充满着铜臭气的，其实我们上学的人里，有政府的官员，有艺术家，有体育运动员，很多人根本不是从商的，毕业之后也不是从商的，但都符合这样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要教育改变世界的领导人。之所以说教育，除了你个人的基因给你赋予了做领导人的素质，还有很多技能是需要学习的。比如说，要改变世界一定要了解世界，了解世界要通过一些实践。哈佛商学院的900多名一年级的MBA学生，都要被送到没有去工作和学习的国家，让他们学习当地的风土人情，文化政治等等，这是一个实践课，选了全世界12个城市，在中国持续不断的选很多城市，今年和明年都选的是上海。来上海的学生是没有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中国人是不能来这儿。他们学习的是统一的一种实践课，这个实践课有一个目的，就是他要有全球的理性，为什么？要让他们知道自己很熟悉的那些价值标准，放到中国可能就不工作，所以要重新改变、重新设计，这样的意识对于一个要改变世界的领导者来讲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我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要选择中国的企业来帮助哈佛商学院做这样的实践课。

黄晶生：我刚才讲的意思是，作为教育机构要忠于我们的使命，所以在选人的时候，并不是选最优秀的人，而是选有大于自己世界观的，如果这个人说，我非常优秀，干什么都行，未必是哈佛商学院的标准，可能是别的学校的标准。在我上任的初期，已经在哈佛商学院工作了五年，初期的时候，中国护照的人有二十个左右，现在每年都有30位，原因是两个：第一，我加强了到各个城市去做宣讲。比如好多人觉得自己年纪比较大了，就不去申请，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上哈佛商学院的时候是40岁，带两个孩子，毕业的时候是42岁。我讲了这个以后，发现有很多35岁的人也开始申请了。第二，觉得自己的背景不是从商的，是不是应该申请。经过我们宣讲之后，大家觉得做什么都能改变自己的环境。你要做大于自己的事情，把这个世界变得好一些，其实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所以，我觉得这使得我们的申请人数大幅度增加，最近基本上能招30多个人。包括贵校的教授都说，这一代人是非常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刚才我们在预热的时候，大家对这个题目有所讨论。我的观察是这样的，有可能现在比较自私的人比较多一些，因为很多环境都在教育他，我要有钱，做这件事情可以非常功利的告诉他可以到什么地方。实际上，我觉得在每一个年代，比如德高望重的秦总，他在他的年代也是少数人，哈佛商学院的名额就这么多，只要能够挑出来每个年纪的少数人，他们有公德心，就可以了。有一句话就是，我们经常会变成去衡量得那样一个标准。如果我衡量的标准就是要你有大于你自己的使命，这些人就会来申请，这些人就会被挑中。于是，我现在看到的每年30多名的年轻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情怀，可能表现方式不一样，我对下一代的年轻人还是充满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