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摒弃惯性思维

惯性思维可能是我们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制约因素或者说是最大的障碍。 11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在以 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 为主题的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 上指出。

他举例道，从实践层面看，不管是党政官员还是企业家，过去在谈论到经济发展的时候，几乎立刻想到的一个词就是 招商引资 。 我想即便把在座的各位在今天派在某个地方的岗位上，让你围绕着经济发展出谋划策的时候，你脑子里立刻想到的第一影像是上项目、要投资，从而有税收，从而有GDP，从而有其他方面的东西。

他强调，若不告别、不摒弃惯性思维，在经济形势运转正常的时候，头脑中或许还可想着高质量发展、想着与高质量发展相关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等等， 但是一遇挫折一遇风浪，你会不由自主的立刻回到原有的高速增长轨道、原有的宏观调控的思维模式上去，这是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一个问题，因而需要转变这种惯性思维。

具体来说，应当如何转变惯性思维？高培勇建议，应试图在高质量发展与高速增长之间划一条相对明确的分界线，从而时刻告诫自己， 我们现在是在分界线的右边而不是在它的左边，是在高质量发展这一边，而不是在高速增长那一边，这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办法。

他呼吁，要避免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出现似是而非的决策，进而导致南辕北辙的结果，我们必须告别惯性思维，要学会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稳需求、稳增长、破解经济下行的压力。

以下为发言实录：

张燕冬：女士们先生们，媒体同仁们大家下午好，今天上午我们已经经历了非常精彩的演讲以及对国际形势的顾盼，我们现在回转到国内经济形势，中国经济转型正处在关键性的历史时节，一方面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升级的态势已经形成，面对如今那么复杂不确定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我们需要推出更加深刻而广泛的改革开放措施，在突破中实现经济转型与升级。

今天这个pannel有五个重量级嘉宾，现在有请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老师给我们讲制约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因素有哪些，有请高院长。

高培勇：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每当论及高质量发展特别是论及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因素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把经济下行或经济下行的压力摆在第一位，但是我说这可能不是最主要的，为什么呢？因为经济下行和经济形势的严峻至多只能放缓我们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脚步，至多只能分散我们聚焦高质量发展的注意力，但它不会改变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改变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往往会因似是而非的决策而产生。如果说你本来想聚焦于高质量发展往前走，但是你做出的决策切切实实把你向后拉，那么这样一种因素我说才可能是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的摆在第一位的因素。那么这个因素该怎么表述？其实就是大家经常所说的惯性思维，惯性思维可能是我们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或者说是最大的障碍。

大家可能要问为什么有惯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为什么又成为惯性的，仔细说来我以为它同我们在惯性思维的语境当中浸泡的时间太久有制约的关系，比如就教育本身而言，在座的很多人在学校里经受的经济学的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教育往往都是和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从总体上说来就是围绕着需求管理而调控经济的那样一种传统的理论。任何时候当我们谈起宏观经济理论面对宏观经济形势变化该做何种抉择的时候，我们脑子里立刻闪现的影像就是我们所说的需求管理为主的这样一种宏观经济的运行途径。从实践层面看，不管是党政官员还是企业家，我们过去在谈论到经济发展的时候几乎立刻想到的一个词就是招商引资，我想即便把在座的各位在今天派在某个地方的岗位上，让你围绕着经济发展出谋划策的时候，你脑子里立刻想到的第一影像是上项目、要投资，从而有税收，从而有GDP，从而有其他方面的东西。

我们说这样一种惯性的思维包括你我他都是难以摆脱的，但是如果说这样一种惯性思维不告别、不摒弃，经济形势运转正常的时候我们姑且还能脑子里想着高质量发展、想着与高质量发展相关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等等，但是一遇挫折一遇风浪，你会不由自主的自觉不自觉地立刻回到原有的高速增长轨道、原有的宏观调控的思维模式上去，这是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一个问题，因而需要转变这种惯性思维。

那么该如何去转变？我们必须说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转变过程，要和自己过去的教育、自己所接触的理论、自己所熟悉的经济发展的韬略和实践告别，而转上新的与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思维方式上去，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不管怎样认识到我们必须迈向高质量发展，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去做。在这个过程中我想有一种办法可能是值得采纳的，那就是我们要试图在高质量发展与高速增长之间划一条相对明确的分界线，从而时刻告诫自己我们现在是在分界线的右边而不是在它的左边，是在高质量发展这一边，而不是在高速增长那一边，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办法。

比如高质量发展在四中全会的文件中是这样表达的，那就是高质量发展包括三个要素，第一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第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第三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当我们看到四中全会从制度建设的意义上为高质量发展画了这样一幅素描的时候，我们需要用这样一幅素描来找到它的参照系或者找到它的对立面。高速增长条件的素描，我们能不能据此勾画出来，我想应当是可以的。比如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发展理念这个词我们很熟悉，关键在于新字，当提到新字的时候一定有旧字，新发展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用这十个字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体会，它一定有在旧的发展理念背景条件下按照旧的发展理念所解决不了而今天有必须解决的问题，从而才会有这十个字的产生。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在提出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前的高速增长的语言背景，那个时候整个经济的运行我们必须说是围绕着GDP的规模和GDP的速度而展开的，谈到经济发展，谈到经济工作，不可能绕开GDP的规模和GDP的速度，但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说GDP的规模和GDP的速度当然重要，但是现在有比它更重要的东西了，那是质量与效益，因而就有了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这样一种新的方式，为了实现围绕着质量和效益而布局经济工作而谋划经济发展，才有了新发展理念。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GDP的规模和GDP的增速以及GDP的质量效益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呢，我觉得这是可以做到的。

第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当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我们说它是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政策的主线索，那么它的对立面是什么？它的对立面是需求管理，是以逆周期调节为主要特征的需求管理政策，我们要问为什么要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要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匹配高质量发展，一定有按照需求管理政策的操作所解决不了的当前所面对的最重要的经济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显然结构问题、供给侧问题，因而从需求管理政策迈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高质量发展阶段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几个方面的转变必然要发生。

其一你要从站在需求侧移步于供给侧，第二你要有聚焦需求总量转变为聚焦供给的结构，第三你要由关注短期的平衡转为关注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第四你要由主要动用政策手段的操作转为深化改革的行动，这样一种转变或者说这样一条分界线的勾画，我想对于我们转换思维方式或者告别惯性思维可能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否则的话两个方面混同在一起或不由自主的一下子自觉不自觉的回到高速增长的思维方式的轨道上去，很容易导致似是而非的决策，从而出现南辕北辙的效果。我说这是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认识到这一点在当前注意加法与除法的并用，我想也是特别重要的。

所谓加法就是你要在传统的或惯性思维的轨道上加上新的思维，比如围绕着GDP的规模和增速来布局经济工作的时候，不要忘记现在是高质量发展阶段，起码要在这个基础上加上质量和效益的追求，进而做除法，用质量和效益替代规模和速度，这时候规模和速度不是说不重要，我们只是说它位置要互换，要把质量和效益放在第一位。比如在谈到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的时候，一方面要注意到逆周期调节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政策的主线索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我们起码要做一个加法，逆周期调节加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而做除法，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第一位，逆周期调节为代表的需求管理政策放在第二位，因为谈到主线就有次主线，主线加次主线可能是我们面对今天持续下行的经济压力和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所必须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不仅仅是中央决策的要求，更是宏观经济形势本身的要求。

比如在论及当前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的时候，我们必然要问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经济持续下行。从今年以来政府工作报告和此后的中央文件当中对此有一个专门的描述叫新老矛盾交织、结构性与周期性问题叠加，还有一个更全面的概括叫做短期与长期内部与外部周期性与结构性问题相交织，所有的这些表述告诉我们一件事，在今天导致经济下行的压力不是来自于一个方面，而是来自于一个或多个方面，不是来自于一个因素，而是一个或两个或多个因素。

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注意到简单的操用逆周期调节的政策去应对经济下行绝对会有效益，但是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不能解决最重要的问题。比如当面对周期性下行的压力的时候逆周期调节政策无疑是有效的，但是当面对体制性或结构性问题的因素的影响的时候，逆周期调节恐怕就不那么有效，而必须动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以解决。道理非常之简单，我们必须对症下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世界上就不存在包治百病的万用良药。

所以站在今天我们《财经》年会的这个平台上，当围绕着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而做分析做探索的时候，我想把惯性思维这样一个概念刨出来，其目的就在于警醒自己警醒大家。我们现在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谈论经济形势讨论经济对策，而不是在高速增长的环境条件下讨论这个问题，即便是仅仅关注经济下行一个要素，我们也必须说这是发生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经济下行，而不是简单等同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经济下行。后面的背景变了，照相也好做其他事也好，整个的色彩都会跟着变，所以要避免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出现似是而非的决策导致南辕北辙的结果，我们必须告别惯性思维。要学会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稳需求、稳增长、破解经济下行的压力。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张燕冬：我简单提两个问题，你提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因素里惯性思维这个问题，简单回答一下，惯性思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还有很多经济操作上的因素，你能概括一二三四吗？

高培勇：惯性思维是一个总体上的描述，它包括着很多在政策设计方面的问题，我举一件事，比如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大家总在讲，刚才燕冬也在说货币政策的作用不如财政政策，那好了，我们就讲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有三种操作，第一种减税降费，第二种扩大支出，第三种增列赤字。那么这三种办法在今天必须用，但是我们说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和过去有所不同，那才是和惯性思维划一道分界线。比如第一个减税降费，大家观察一下今年以来实行的2万亿的减税降费政策和以往我们所经历的减税降费政策一样吗，绝对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给谁减税？以往我们的说法是给谁减都可以，给个人减增加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个人的消费需求，给企业减增加企业的税后利润从而增加企业的投资需求，对扩大需求是极为有利的，我们不讲究，但是今年的减税降费明确说减的是涉企的税费，意思是说给企业减给实体经济减，跟以往不一样了，为什么？过去前者是奔着扩需求去的，而在今天是奔着降成本而来的，或者至多说起码在降成本的基础上再加上扩需求，这是不一样的。

第二，减什么税？以往我们谈论减税降费的时候大家主张和力主的是减所得税，为什么？所得税离需求的距离最短，减个人所得税增加个人的消费需求，减企业所得税增加企业的投资需求，所以我注意到很多人主张今年也要实施企业所得税的减免，但是大家看今年减税降费的落点落在增值税，为什么要落在增值税呢，第一大家想的是落在企业身上，第二我还想告诉大家落在成本身上，成本在哪儿大家都知道，它在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当中。我们的价格要素就是三条，第一原材料和劳务投入成本，第二企业的合理利润，第三企业的税金，但是请大家注意流转性税金，不是其他的税金，所以减增值税实际上是直接减价格当中的构成要素之一流转性税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再有一个变化，我想大家应该能体会到，那就是用什么方式去减。

过去我们的减税降费用的是政策性调整的办法，比如2008年为了扩大北京市住房需求减税了，减的契税，怎么减的？减免两年，为什么？它是作为一种周期性的调节我们叫对冲性调节的措施启动的，两年之后一切回到原轨道上，大家今天去买房子不相信契税跟2007年没什么两样，但是大家看今年减的增值税不是政策调整的办法，是改革直接降低三个点，大家也相信2020年这三个点的减税照样有效，2021、2022年照样有效，除非哪天说重新修正税法，这些都是政策叠加改革，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举一个例子吧。

（本文内容根据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 速记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